从个体努力到社会治理，从门诊服务到药物研发，从误解偏见到公共认知的改变，在阿慧们的故事里，减重不再是一道个人默默“扛下”的孤独命题，而是一个日臻完善的系统解法。
文 | 吴轶凡
编辑 | 林瑞德 柏诗
在减重门诊的候诊区，阿慧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病友”。从体重指数BMI高达39kg/m²的50岁阿姨，到自称“从小喝水也会胖”的小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与烦恼。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2018年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为34.3%，肥胖率为16.4%，成年肥胖症患者人数已达1.82亿。但与此同时，“肥胖”经常被简单地误解为一种“生活方式选择”或“个人意志力问题”。
认知的滞后与偏见，让大量患者陷入延误治疗的泥淖。
“并非所有肥胖的人都需要医学手段干预，但肥胖症确实在疾病的体系当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以下简称“中山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小英说道，肥胖症是一种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如果不进行系统干预，疾病风险将长期积累并恶化。
政策回应也在加速推进。2025年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发布通知，鼓励有条件的三级综合医院、儿童医院、中医医院设置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属（管）、省（区、市）属综合医院、儿童医院、中医医院要在2025年6月底前基本实现体重管理门诊设置全覆盖。
5月11日，正值“世界防治肥胖日”，曾经被视为个人隐私的体重问题，如今正迅速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这背后不仅有肥胖患病率持续攀升的隐忧，还有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等新型减重药物的问世，让人们逐渐认识到：减重，已然成为一项需要医学干预的重要课题。
医院内的肥胖症科普宣传页。
从国家政策到社会认知，从新药研发到门诊建设，肥胖症的认知与治理正在经历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深刻转变：为了让更多身陷肥胖困境的患者，乃至全社会面临体重管理困扰的大众，科学防治肥胖，守护个人健康，政府、医学界、企业、社会等多方力量，正携手构建起为全民“减去重负”的支持系统。
身高一米七四的阿慧，体重一度逼近110公斤，BMI达到36.2kg/m²，属于医学上的“中度肥胖”。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因为确诊多囊卵巢综合征，她开始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导致体重骤增。多年来，她不断尝试着各种减重方式：节食、运动……但都收效甚微，“最久的一次，坚持了三个月，但只掉了十来斤，而且一正常吃饭就反弹了”。
和很多肥胖患者一样，她始终认为是因为自己“又懒又馋”，从未想过“肥胖”可能还需要进行治疗。
但事实上，早在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将肥胖症定义为疾病。
《中国超重/肥胖医学营养治疗指南（2021）》也指出，肥胖是由遗传和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而《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再次明确：肥胖的病因包括遗传、生活方式、疾病和药物因素，以及环境和社会因素。
肥胖症不能仅凭外观判断，也无法仅靠“少吃多动”解决。
现实中，公众对肥胖症的认识仍相对滞后，甚至存在不少误区。南方周末联合生物制药企业诺和诺德发起的《2025年都市人群肥胖症认知与行为调研报告》（下称《报告》）显示，在覆盖中国一到五线城市的约1500名受访成年人中，84%的受访者将肥胖及肥胖症归因于“缺乏自控力、不自律”，仅60%左右受访者认为肥胖及肥胖症成因中包含基因遗传、家庭、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
人们对“肥胖”也明显缺少医学上的审视，往往更在意体重秤上的数字，认为肥胖仅仅意味着“不好看”或“不方便”，却很少联想到这背后潜藏着各种疾病风险。
肥胖是由遗传和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慢性代谢性疾病。
正是这一认知鸿沟，导致肥胖症患者难以及时得到专业帮助。在深耕严重慢性疾病领域已超过一个世纪的诺和诺德看来，改变世界看待肥胖症的方式至关重要，因为认知是行动的起点。
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周霞萍指出，“一方面，肥胖症与超过200种疾病相关。另一方面，肥胖症带来的心理负担不容忽视。仍有观念认为肥胖是患者自己的问题，是缺乏意志力的表现。这可能导致肥胖患者受到歧视和偏见。”
李小英进一步解释，肥胖症患者往往会合并一些代谢性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中风、脂肪肝，你能想到的可能都跟肥胖有关系。”
阿慧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出现了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多种并发症后，她辗转于各个疾病门诊，也尝试了各种网红减重方式，但从未想过去看“肥胖”门诊。
《报告》也揭示了肥胖症患者广泛存在的“不就医”问题——受访者普遍自行尝试减重，而非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建议，使用过减重药物的比例仅为16%，到医院就诊更是低至11%。医疗减重手段仍是小众选择，而阻碍就诊的主要原因是“认为自己的体重情况无需就医（63%）”，更有14%的受访者明确认为“肥胖不是病，没必要去医院”。
当受访者普遍停留在减重和体重管理属于个人责任，而非“医疗需求”的认知层面，这无疑加大了在社会层面防治肥胖的难度。
阿慧是在偶然刷到一条关于减重门诊的视频后，决定前往就医的。在医生为其量身定制的科学治疗方案的指导下，如今她的体重指数已经稳定在正常范围一年多，“体重降下来之后我来复查，三高通通没了，月经也恢复了正常”。
《报告》显示，视频类平台正在成为人们获取肥胖症或体重管理信息最主要的渠道，77%的受访者通过此类平台获取信息。另一方面，尽管肥胖症及体重管理涉及较为专业的知识，但通过专业领域平台、专业人士等渠道了解相关信息的受访者仅有四成或更少。
在阿慧的主诊医师、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暨大附一院”）副院长、肥胖代谢病综合诊疗中心主任杨景哥看来，很多肥胖症患者“不是不想减，而是不知道怎么科学地减”。
应对肥胖症，需要患者有清醒的认知、积极的态度，也需要更多医疗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支撑。
随着超重率和肥胖率的上升，“控体重”正被纳入国家公共卫生议题。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制定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力争通过三年左右时间，实现体重管理支持性环境广泛建立，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显著提升，健康生活方式更加普及，全民参与、人人受益的体重管理良好局面逐渐形成，部分人群体重异常状况得以改善。
国家政策推动下，各地的探索也逐步成型。
以广州市为例，杨景哥所在的暨大附一院作为“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减重代谢外科全国示范单位”，于2024年底成立了肥胖代谢病综合诊疗中心，并推出了“1+3+N”模式：一个主诊医生，联动营养师、健康管理师及个案管理师三个角色，进一步辐射N个学科，形成从筛查到治疗干预，再到综合管理的闭环机制。
在暨大附一院肥胖代谢病综合诊疗中心，杨景哥为就诊患者解答问题。
“我们门诊现在是全预约制，预约排得满满的，开诊到现在大概4个月时间，已经服务了一千六百多位患者。”杨景哥说。这种需求的激增，一方面反映了公众对科学减重服务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肥胖诊疗进入了3.0版本。“1.0模式由单一科室完全主导，2.0模式是由单一科室带领，再根据实际情况转诊或组织MDT（多学科联合会诊），3.0是挂号、分诊、多学科诊疗、身体成分分析、抽血检查、支付都在诊间完成的一站式服务。”
新的诊疗模式正是在多方协同下，实现从临床药物治疗、膳食营养平衡，到个人生活方式管理的全方位体重管理支持。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广东省“体重管理年”现场活动中，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刘利群表示，“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已将‘体重管理年’活动列入2025年卫生健康系统十大便民惠民举措”。接下来将坚持共建共享，大力营建“体重管理”支持性环境，打造健康主题公园、健康小屋等，推动构建覆盖家庭、单位、社区多层次的健康生活圈。
“体重管理一定是全民共同参与的。”杨景哥进一步阐释，国家倡导体重管理，但是具体的执行一定是“落实到家庭，落实到社区，落实到企业，落实到机关，落实到学校，并且是对每一个阶段的人群进行全生命周期的体重管理”。
李小英所在的内分泌专病门诊已经开设了5年左右，与门诊初期寥寥无几的肥胖症患者相比，近两年越来越多的肥胖症患者找上门来。但在他看来，肥胖症患者不可能是这几年突然出现的，仅仅是过去的诊疗模式无法解决患者的问题。
李小英指出，新型药物的出现，正在改写肥胖症的治疗方式。以GLP-1受体激动剂为代表的药物，能够同时实现减重和代谢改善的目标。
“在我们周围能看到的肥胖患者不多，但一调查为什么就会有这么高的患病率？因为很多人根本不出门。”李小英解释，大量重度肥胖者因自卑而长期不愿求医，错过了早期干预的窗口，而门诊的很多患者也是来了才知道自己血糖高、血脂高，或者脂肪肝严重，“在早期的时候，通过体重管理，刚才说到的并发症都能得到缓解，甚至是逆转。但他们之前（因为）没有（出现）症状，也没有筛查，于是就感觉不到（病了）。”
李小英提及，门诊的很多患者也是来了才知道自己的情况。
“减重治疗必须是系统性的。”杨景哥强调，体重管理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综合策略：基石是生活方式干预，包括饮食营养调整、运动干预、情绪干预、生活习惯指导；第二是当肥胖达到一定程度，或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代谢性疾病，药物治疗必须要及时跟进；第三是手术治疗，适用于重度肥胖或合并严重代谢性疾病的患者。
肥胖病不仅是独立慢性病种，更是2型糖尿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慢性代谢性疾病的重要致病因素，系统性治疗理念亦是从医学到医药界的共识。
为了建立一套“超越减重”的治疗方案组合，周霞萍指出，“诺和诺德目前开发管线中的药物不仅仅是为了减轻体重，而是希望显著改善患者的整体代谢健康、心血管健康和身体功能。‘诺和关怀’数字化患者服务平台也是为了打破时空限制，帮助患者提升治疗依从性，建立长期的自我疾病管理能力。”
《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强调，在制定减重治疗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患者心理预期，通过医患共同决策，综合使用不同手段，以期获得最佳治疗效果。
“减重是一项需要长期追踪、指导、随访的工作。”李小英说，减重相关服务的扩展也已在中山医院的体重管理门诊落地：医院设置了一个线上集中管理系统，患者出院回家后，可将相关的指标上传到系统，实现医院管理和家庭管理的互动和整合。
作为曾经的肥胖症患者，阿慧对于“体重管理年”有着更多期待，“毕竟胖了之后，你的各方面生活质量都会变差，现在国家大力推动减重后，各方面都会更好地去支持我们。”《报告》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和阿慧一样，支持将肥胖防治纳入国家卫生健康战略，且更认可切实可行且触手可及的干预方式，例如增加体重管理门诊与社区健身设施建设等措施。
医疗端，专业化减重门诊的建设正在快速推进，中山医院作为内分泌代谢科肥胖诊疗联盟的牵头单位，李小英介绍，“我们制定肥胖专病门诊建设的专家指导意见，不仅是为了在中山医院做这个事情，更希望通过联盟推广到更多地区和机构。”标准化、专业化的减重门诊，不仅能够促使更多患者主动寻求医疗帮助，还能强化早筛意识，提早发现慢病隐患。
专业化减重门诊的建设正在快速推进。
体重管理的意义远不止减重本身。李小英说：“要解决慢病的源头，最重要也应该说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切入点就是管理体重。”
杨景哥也提及，“体重管理好了，慢病发生的几率就会减小。国家、群众、家庭因慢病带来的经济负担也会因此而减轻。”作为人口大省，“广东省药学会正联合多家单位、机构一起来制定减重药物的使用指南，让肥胖人群能够得到更好的体重管理效果。”
政、医、企、社的联动模式，正推动肥胖症诊疗进入新的公共健康治理体系。公共政策的倾斜、医疗资源的介入，以及大健康产业的协同、社会环境的构建，也让肥胖症迎来“重预防”“重干预”的系统化健康管理的新拐点。
“我们积极支持进一步强化慢性病防治关口前移，推动肥胖症的早筛、早诊、早治。希望从体重管理的‘小切口’入手，破解慢病预防的‘大难题’。”周霞萍说。
2025年4月，随着健康体重管理行动作为一项独立行动正式纳入健康中国行动，多地推出“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诺和诺德也积极参与其中，加快了合作的步伐，并持续探索创新形式。
例如，与腾讯健康、京东健康等互联网伙伴达成战略合作，携手探索数字化肥胖防控体系；此外，还发起“驱动改变 健康城市（Cities for Better Health）”以及公益支持“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等项目，继续引导公众提高体重管理的意识和技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健康素养水平，用实际行动倡导“体重向下，健康向上”。
如今，瘦下来的阿慧做了她一直想做之前却无法做到的事——跳伞、登山。“我的整个生活完全不一样了。”她说，减重治疗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更重要的是通过治疗有机会让自己进入一个保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正循环。
从个体努力到社会治理，从门诊服务到药物研发，从误解偏见到公共认知的改变，在阿慧们的故事里，减重不再是一道个人默默“扛下”的孤独命题，而是一个日臻完善的系统解法。
（文中阿慧为化名）
（专题）
参考资料：
1. Zhao H.et al.EPH55 The Prevalence of Obes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China: A Narrative Review of Literature.Value in Health,2022.
2.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营养与代谢管理分会,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等.中国超重/肥胖医学营养治疗指南(2021)，202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4.
4. Ji L.et al.The ACTION-China study. Diabetes Obes Metab. 2024.